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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并未在世界金融发展历程中缺位
2017-08-14 16:47 来源:中国证券网 作者:严杰夫

摘要:金融从诞生的那天起,就是个不断提高效率的技术工具。

——读威廉·戈兹曼《千年金融史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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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总认为金融是“西?#35762;?#26469;品”,但耶鲁大学教授威廉·戈兹曼不这?#32431;础?#20316;为耶鲁大学金融学和管理学教授,威廉·戈兹曼对金融史有着独特的看法:“在本质上,金融是一种做事情的方式。”像其他技术一样,金融从诞生的那天起,就是个不断提高效率的技术工具。“金融的起?#32431;?#20197;追溯到文明自身的起源。”金融之所以影响和改变着世界,是因为能让经济价值的实现在时间上提前或延后。所以,他将时间、机遇和风险、市场,以及法人企?#25285;?#30475;成是金融史中永恒的要素。而人类如何去应对及组织这些要素的行为和创新,就构成了金融史的核心内容。很显然,中国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缺位,也为此作出了巨大?#27605;住?/p>

在《千年金融?#32602;?#37329;融如何塑造文明》中,戈兹曼以单独章节阐述了中国的金融创新对世界的?#27605;?#21644;影响,强调中国的金融史与世界金融史“既是共通的”,又别具一格,“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应对了文明社会在时间和?#21344;?#19978;面临的各?#25351;?#26434;经济问题的挑战”。对比中国和古代西亚及地中海文明的早期金融发展,“即使是硬币、借贷、会计体系、合同、证券甚至纸币等从不同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?#25215;?#37329;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仍然可被认为是稳定的均衡点。”

想要理解这一点,就必须去梳理一下中国漫长的历史。

戈兹曼认为,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金融潮流,发生在商朝。发掘于1976年的河南安阳妇好墓,被视为最有说服力的考古佐证。在妇好墓中,考古学家们发现了用来陪葬的7000个?#32431;恰?#36825;些?#27492;?#26222;通的?#32431;牵?#19982;中国金融史有莫大的关系。

目前已有充足的证据证明,?#32431;?#26366;是早期中国重要的货币形式。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都理解,钱币是用?#21019;?#34255;、计量和转移价值的工具,储存功能要求钱币不易损?#25285;?#35745;量功能要求货币的质量和大小容易以标准单位确认,可转移性则要求货币便于携带。?#32431;?#24688;好符合上述所有条件。而且,对当时的商朝?#27492;担?#36825;些来自遥?#38431;?#24230;洋的?#32431;牵?#24182;非“本地商品”。这就意味?#29275;?#24403;时的?#32431;?#26159;十分稀缺的,这就保证了货币的供给相对固定。

但随着商王朝实力的壮大,商人控制的区域也?#26438;?#25193;张。?#25345;?#21306;域的扩张,就意味着经济规模的扩张。但?#32431;?#26500;成的货币却难以跟上经济扩张的节奏。当一个经济体需要更多货币,却无法制造更多?#32431;鞘保?#21830;朝在货币形式上就出现了“变革”。考古学者在安阳附近其他商墓中挖掘出了青铜仿制的?#32431;恰?#36825;些铸造的?#32431;?#27809;有孔,无法用来装饰服?#21361;?#32771;古学家们推断,这些青铜?#32431;?#26159;新形式的货币。

即使放置到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,这些青铜?#32431;?#20063;是?#26174;?#20986;现的金属货币。公元前2000年左?#36965;?#22312;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现了白银货币,而地中海地区最早的金属货币为公元前6世纪出现在吕底亚的金银合金小块。这些出现在公元前14至11世纪的商朝青铜?#32431;牵?#35753;中国?#30097;?#20840;球第一批使用金属货币的文明之中。

青铜?#32431;?#24320;启了中国的金融文明史。而货?#39029;?#20026;一条重要主线,也成为中国金融史有别于其他文明的金融史的一个重要特征。如果说商代的青铜?#32431;?#26159;人类早期金融史中重要的代表的话,那么华夏文明在金融思想史初晓时分就并没有缺席。

戈兹曼出人意料地发?#37073;?#26149;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的“金钱观”,即使在今天依旧对我们?#34892;?#22810;启示。在代表管仲思想的著作《管子》中,许多章节都展现了管仲为后世留下的丰厚的思想遗产。

在《管子·国蓄》这一章节中,后人记录了管仲与齐王的一段对话。在这段对话中,管仲说道:“以珠玉为上币,以黄金为中币,以刀布为下币。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,?#25345;?#21017;非有补于饱也,先王以守财物,以御民事,而平天下也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,珠玉、黄金、刀币和布币三种货币,既不能够用来取暖,也不能用来充饥,先王是用来控制财务,管理民事,治理天下的。在今天看来,这或许是很朴素的?#35272;恚?#20294;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货币的工具性。

最难能可贵的是,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管仲,给予货币的功能性以很高的评价。他认为,货币可以用来“御民事,而平天下”。也就是?#25285;?#22312;管仲看来,在那个群雄争霸的年代里,货币和法令、军队一样,有着管理国家、抵御外敌的重要作用。同?#20445;?#31649;仲还指出,货币不是经济政策的目标,而是媒介。管仲认为,货币就像?#30331;?#19968;样引导着经济活动,而?#25345;?#32773;控制了?#30331;?#23601;控制了国家的全部财产。

?#29575;?#19978;,正是由于管仲这些独特的思想,为齐国当时的改革注入了鲜活的力量。据《史记·货值列传》记载:“(太公)其后齐中衰,管?#26377;?#20043;,设轻重九府,则桓公以霸,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。”凭借管仲这些经商济世的独特观念,齐国得以重振,并一举成为春秋五霸之首。“以守财物,以御民事,而平天下”的目标,可以说完全实现了。

遗憾的是,管仲的这些“金钱观”并未被此后的历代君主所?#22363;校?#21453;而是“重农抑商”成为各任?#25345;?#32773;所持的主流经济观点。但管仲的货币工具论却成为?#25345;?#32773;治邦理国最核心的思想。自管仲之后,历朝历代的?#25345;?#32773;都认为,保持经济流通的能力是一种有力的工具。

当然,中国金融史最不能忽视的成就,可能还是要数“交子”的产生。但这却是因为战争。公元993年在四川爆发?#36865;?#23567;波、李顺起义,势力一度发展到数十万,并占领了成都城。城内的货币铸造被停止了,并出现了货币短缺。为了应对这一情况,成都的商人开始自己发行纸币。从?#25345;?#31243;度上?#27492;担?#32440;币的产生,与商朝青铜?#32431;?#20135;生的背景异曲同工,都是货币供应上出现了问题以后,人们开?#20339;?#27714;变革和创新,创造出了新形式的货币,以确保经济的正常运行。

李顺起义军的“大蜀”政权存在不足四个月,余部转战各地,不久均遭失败。于是,朝廷开?#20864;?#20837;。1005年,成都知府采取措施规范?#26412;藎?#21363;商人自行发行的纸币),只有16家商号被授予所谓“交子”的垄断印刷权。客户可以在商铺中存下现金,?#32531;?#33719;得“交子”,参与交易的商人就可以其作为支付工具代替现金。到了1016年,北宋朝廷进一步撤销了私人印刷纸币的垄断权,将纸币印刷国有化,并于1023年建立了掌管纸币流通印刷的机关——交子务,开?#21152;?#21047;现金准备率为30%的?#26412;蕁?#36825;个交子务看上去很像是今天的中央银行。所以,在宋朝的四川,不仅产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,似乎还可以说产生了全球央行的雏形。

从商朝的青铜?#32431;塹焦?#20210;时代的“三币”,再到秦始皇时代国?#19968;?#24065;体系的建立,以及宋朝纸币的流通,历史的演进勾画出了中国金融史特有的一面。对于中国这一疆域辽阔的国家?#27492;担?#25317;有这样一种?#19995;?#27969;长,而又不断地改进和创新的金融传?#24120;?#26159;保持国家统?#32531;?#31283;定的重要基础。所以,戈兹曼才?#25285;?#23613;管“货币对中西方文明?#27492;?#37117;很重要,对中国?#27492;?#21017;更加意义重大”。

当然,这种特定的金融文化,也让中国的历史走向与西方有?#30424;?#22823;的不同。在戈兹曼看来,中西方文明的“大?#33267;?rdquo;,与其说是像美国著名历?#36153;?#23478;?#22799;?#26031;·彭慕兰等学者解释的由地理因素决定,还不如说是对金融技术使用和态度导致的。

戈兹曼认为,地理决定论的解释忽视了金融在技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。在中国,金融工具和技术的使用始终都掌握在政府手中,而个人很难从这些工具的使用中获得太大利益,也因此,这样一种机?#20973;?#31649;维持了中央王朝的稳定,却压抑了金融对个体创新的支持,更不会出现像欧洲那样的资本化趋向。

反观西方世界,19世纪欧洲的金融系统是催生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力。而再往前追溯,更早的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科技革命,背后也都?#26009;?#30528;意大利银行家们的身影。

这?#22336;?#24046;巨大的景象,或许才是造成中西方“大?#33267;?rdquo;的真正原因。所以,戈兹曼总结?#25285;?#20013;国金融技术的独特性,造成它在时间维度上存在缺陷。孱弱的欧洲各国政府很早就懂得了发行债券和赤字财政的好处,但中国历代中央政府?#35789;?#32456;将金融资源牢牢掌握在手中。最终,当清末朝廷财政出现危机?#20445;?#25165;从西方“伙伴”那里学会了“债券”和“赤字”,但一切已经太晚了。

戈兹曼描绘的这部“千年金融史”,不仅呈现了人类文明各个时期璀璨的金融文化,还为读者呈现了中西方文明在金融领域走出的不同路径,以及各自的优缺点。而最突出的是,戈兹曼将中国独特的金融文明纳入了世界体系之中,并且标出了中国金融史特有的位置。

戈兹曼的独立分析也?#26790;?#20204;突然领悟到,在全球携手努力走出“危机”的阴霾之际,东西方的金融文明显然可以?#27605;?#20986;各自不同的遗产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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